工薪族宝宝幼儿园面试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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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幼教向编者透露，条子排队园长也要火眼金睛。

　　一般来说，区里领导、市里领导直接批的条子肯定是要解决的，但中间要甄别一下，究竟是领导自己的关系，还是领导身边的人，比如司机借领导之名要解决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领导直接的关系可以往后放，如果名额多再考虑。第二层面要考虑的是和教育机构有业务往来机构的条子，比如说供电、供水、税务部门的关系。这些年，优势的教育资源也会对能大力捐资助学的家庭开口。曾有一个园长在家长会上赤裸裸地说：“今天能坐到这里的家长都是非富即贵的。”

　　私立幼儿园两极化让工薪层够不着

　　连续遭遇陪绑面试后，周小渔只好带着孩子转战民办园。让她没想到的是，稍微好一点的也都成了不愁嫁的皇帝女儿。

　　每个月4500元的费用差不多是这个工薪家庭一多半的收入，周小渔咬紧牙才去报名，这天价收费的幼儿园都早就满员了。

　　在另一家私立园，不仅孩子参加了面试，周小渔本人也被要求完成一份有十几页的调查问卷。一位比较熟悉这家幼儿园的朋友告诉周小渔，这家幼儿园筛选孩子的方法，就是通过测试家长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孩子落选肯定是周小渔没通过面试，她的问卷答得不好。

　　为什么稍微好点的私立园收费都不低?一位园长告诉记者，首先，私立园都是按照盈利的商业机构在运作，不仅要租场地，还要打广告，做形象宣传，而这些都是公立园不需要的。这些费用势必转嫁到家长身上。

　　其次，政府部门并不审核私立园的收费，只是备案。说白了就是私立园想怎么收就怎么收，而现在一些幼儿园为了迎合部分家长贵就是好的逻辑，完全抛弃了教育的公益性，不断地上调价格，把自己定位成为权贵服务的机构。

　　据专家介绍，目前私立幼儿园已经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一头是收费高昂的天价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几乎都是有钱人家的专属，喝的牛奶是特仑苏，吃的蔬菜是无公害，连老师也净是外国人。另一头是大量散落在城乡结合部的山寨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在解决进城打工人员子女入园问题上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安全隐患。

　　不管贵族幼儿园如何地异化了教育，也不管山寨幼儿园存在的各种问题，私立幼儿园这两极化的发展都以他们各自特色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但工薪阶层的入园难问题不是它们能解决的。

　　学前教育早已成为教育链上最薄弱的环节

　　今年该上幼儿园的孩子大多是2007年出生的所谓金猪宝宝。北京16万宝宝大军都要入园。面对今年的入园难，一开始有人归结于当年父母们的扎堆生孩子，可是随着几组数字的浮出水面，人们才意识到，上幼儿园难是因为幼儿园和适龄孩子之间的供求关系早已失衡。

　　以北京为例，官方披露的数字是，全市共有各类幼儿园1253所，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是3000多所。

　　按照规划，1253所幼儿园能够提供学位25万个，而据统计，2007年~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做个简单的计算，1253所幼儿园能提供25万个在园指标，如果以每个幼儿园有3个年级计算，那么每年能接纳新生8万多人。

　　可以得出的判断是，幼儿园能容纳的孩子远远低于适龄的孩子。如果指责那年扎堆出生的孩子父母，我们可以看看2006年的孩子数量，12万左右，也远远超过了幼儿园能容纳的范围。

　　为什么幼儿园的数量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3000多所减到今天的1253所?一位资深幼教专家解释说，当时在北京，不仅有教育系统办的幼儿园，还有很多部委、厂矿办的幼儿园，比如说，当时的国家计委就有4个幼儿园，那个时候的供求关系是平衡的，不存在入园难、入园贵。

　　但一份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1995年国家教委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要各企事业单位剥离旗下的幼儿园。

　　但这份文件只对企事业单位剥离幼儿园做出了规定，并没有规定从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幼儿园该如何继续生存，在税收等方面应该享受怎样的优惠。

　　这位专家说，这次改革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了大量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企事业幼儿园被迫停办、变卖。到2000年，全国的数据是，各部门办园比 1995年减少了32.6%%，集体办园比1995年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也就是在那一时间，很多地方政府在改造过程中未能把幼儿园的发展纳入当地规划中，为一般工薪阶层服务的集体办园或被撤销，或自然消亡，而新建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大多数为收费较高的民办园，因此带来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园困难问题。

　　值得欣慰是，7月21日新华社消息称，在考察北京等地幼儿园时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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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预见缺位导致幼儿园尴尬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

　　今年春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二轮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时，没人料到，特别是那些动笔起草《教育规划纲要》的专家学者没有料到，“幼儿园入学难、入园贵”居然成为高过高考、高过择校的突出问题。

　　初夏时节，一张新闻照片——北京一高龄老太太为给其重孙争得一个入园名额，不顾年事已高，也搬起躺椅加入了旷日持久的排队大军，似乎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做出了更加形象、更加有力的注释。此事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入园难、入园贵”是诸多矛盾长时间累积后的集中总爆发。尽管着手解决中国教育一揽子问题的《教育规划纲要》现已正式公布，但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必要的反思还是应当的。

　　一思，学前教育的属性应该如何定位?

　　可能是我国经济社会尚处于某个发展阶段的局限性，可能是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阶段，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对国家未来、民族振兴的相关重要性一时还认识不足，国家在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时，把义务教育两端的教育——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育基本交给了市场。把幼儿园像甩包袱一样甩给市场就是一时间最激进的做法。人们依稀记得，在江苏宿迁、云南石林等地，屡屡出现当地政府将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公办幼儿园强行卖掉而引发的风波。

　　有数字为证。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统计资料显示，虽然国家“九五”规划、“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对学前教育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但实际的结果是国家的财政投入、公办幼儿园的数量一直处于不可遏制的下滑趋势。然而这些信号并没有引起政府应有的警觉，相反，某些地方政府还在继续加大减少公办园的力度，甚至提出了在2012年之前，民办幼儿园的比例要实现90%%的“宏伟目标”。

　　学前教育到底纯属于老百姓个人的事，还是属于公益性的事业，相信经过了一番曲折探索已经形成共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9.6%的公众赞成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其中59.1%%的人表示非常赞成。数字显示的民意很清楚：幼儿园应该回归公益本位。

　　在从北到南“入园难、入园贵”的一片叫喊声中，惟有上海显得从容平静，波澜不兴。在这个中国的特大城市，3~6岁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98%%以上，只要家长愿意，随时可以在公办园给孩子找到一席学位。

　　这一局面的出现归功于上海人可贵的坚持。当初各地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大批公办幼儿园纷纷推向市场的时候，上海也同样面临着压力。“学前教育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应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凭着一种责任和信念，上海不跟风，不赶潮，坚持走到今天。

　　我们常说，教育是需要远见的。政府认识的高度不同，采取的决策不同，老百姓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同，反馈的声音也自然不同。

　　二思，学前教育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实现有效衔接?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的生老病死、工作的万事万物都有计划管，幼儿园也不例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带有福利性的“好事”一夜之间被斩断。企业剥离社会职能和集体经济的萎缩，使得过去财政资金到达企事业单位幼儿园和集体幼儿园的多个渠道被堵死，原先得到财政支持的公办幼儿园也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索性将公办幼儿园全部改为民办，甚至将其转为企业。

　　改革出现了阵痛。这一点在北京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的部委园、高校园、企业园、大院园、单位园一股脑潮水般地撤去，数以万计的孩子完全抛给了社会，而那些本来非常优秀的幼儿园园长、幼儿园教师沦为需要寻求“再就业”的下岗职工。

　　按照正常的逻辑，幼儿园在从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后，应该由教育部门来全面承接。但由于种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从学前教育的责任中彻底退出，导致衔接的链条中断，这也就为日后的“入园难、入园贵”埋下了伏笔。

　　三思，学前教育如何做到在科学预测的前提下从容应对?

　　尽管各种各样发展规划纲要不断地在制定、在出台，但是“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还是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发展缺乏科学的预见性。和那些地震、泥石流不可预测的说法应该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中国的人口统计是最有据可查的，何时为峰谷，何时为峰底，有着较为精确的统计和清晰的曲线。学前教育如何根据人口变动的轨迹未雨绸缪，提前做出安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还是以北京为例。2008年前后出生的金猪宝宝、奥运宝宝，人数就高达16万;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

　　奥运宝宝要来了，我们的幼儿园准备好了吗?大批农民工子女要来了，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显然准备不足。尽管政府已经表态，5年内公办幼儿园有望达八成，预计新建118所。未来3年，全市将投入15亿元，新增118所公办幼儿园，改扩建幼儿园300所，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公办园比例由67%提高到80%，那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多少年轻父母在为孩子的入园问题焦虑啊!

　　看来，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还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最新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机制。”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改革30多年以来幼儿教育曲曲折折的发展之路所做出的科学总结。可喜的是，政府终于重新把责任扛到了肩上，这就为学前教育今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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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喜?该悲?

　　我是怎么搞掂公立园园长的

　　我的朋友晓香是广州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了几年，她万万没有想到3岁女儿的第一笔教育支出竟然是塞给各级“关系人”的红包。

　　晓香的女儿没有城市户口。今年春节过后，晓香在一家私立幼儿园交了500元报名费预定了一个学位。可是后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原定每月1500元的学费还要往上涨，这让晓香有些吃不消。

　　5月初，一张简单的公告贴到了天河区某公立幼儿园的门口。让今年打算入园家长的眼睛直发“绿”的是，这所公立幼儿园没有涨价，每月学费不到1000元。辖区与非辖区的居民都奔走相告。

　　晓香知道我4岁的孩子在该公立幼儿园，请我帮忙疏通一下关系。凭借“家长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和园长经常嘱咐自己办一些杂事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件事一定能办妥。在一天接孩子放学时，我直接进入园长办公室说明了来意，强调自己与晓香是亲戚，并表示如果需要赞助费，家长也同意交。园长微微地笑了一下： “今年报名的孩子太多了，看情况吧。”说罢，园长在一张废纸上记下了晓香孩子的报名号。

　　6月下旬，幼儿园公布的录取名单上没有晓香孩子的名字。由于学费贵和路途远，晓香已经放弃了私立幼儿园的学位，如果进不了这个公立幼儿园，重新再寻找幼儿园的机会很渺茫。我又找到幼儿园负责招生的老师，得知今年对外招生只有30个学位，但是报名有好几百人。“递条子的很多，估计园长也平衡不了，不帮你这个忙很正常的。”这位招生老师说。

　　页子是幼儿园报名时的面试老师，热心的她“埋怨”我不早点打招呼，因为面试成绩也是孩子的录取因素之一。页子冒险从新生报名的档案中找出晓香孩子的面试表，请求当时面试的老师在上面多画两个圈，再找到负责招生的园长说情。该园长说，录取名单都通知到各个家长了，除非有孩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来缴费，那就视同放弃，但是，被放弃后的名额是否能给晓香的孩子，也很难说。

　　该公立幼儿园坚持不收赞助费，并优先辖区内的适龄儿童。晓香决定私下“公关”一下园长。她给园长打电话希望能给一次面谈的机会，园长同意了。

　　一天下午，园长一个人在办公室，晓香单独赴约，并把此前准备好的对幼儿园的溢美之辞一口气说了20分钟。园长坐在办公桌前，翘着二郎腿，既没有请晓香坐下，也没有倒水给她。晓香战战兢兢地从包里拿出一个装着2000元的信封。园长瞟了一眼，摸了摸信封拒绝了。园长最后的答复是：“你回去吧，还是要看情况，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来的。”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令晓香咀嚼了很久。难道上个幼儿园，要找教育局领导?

　　一个热心的朋友多方打听后告知，该幼儿园园长最近有公事找某教育局的领导帮忙。于是，我千方百计找到那位领导，好不容易请他答应帮忙。这样，教育局领导一个电话，园长满口答应，就把事情办妥了。

　　晓香的女儿连复试都不用，第二天直接缴费，办理入园手续。折腾了两个月，晓香的女儿顺利“挤”进广州市天河区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幼儿园。

　　但是，还有很多的孩子无法入园。2007年，许多父母扎堆生“金猪宝宝”。数据显示，2007年广州出生的户籍人口比2006年增加了8000人。如今，3岁的“金猪宝宝”都到了进幼儿园的年纪。然而，今年幼儿园的计划招生数仅比去年增加600多人。

　　7月中旬，该幼儿园放假时，还有不少家长到幼儿园讨说法，为何自己的孩子户口属于辖区内却无法入园?幼儿园以什么标准面试录取孩子?那么早来报名最后怎么被刷?人家二胎超生的孩子为何也能进去……这一切，幼儿园园长都没办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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