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母爱让我走进诺贝尔奖

崔琦：母爱让我走进诺贝尔奖

　　言传身教，授儿真善美

　　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又在崔氏家族的兄弟中排行老大，崔琦出生时父母已50岁上下，按说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母亲却从不娇惯这惟一的儿子。她深知，人必须能吃苦、爱劳动才行，否则长大就会养成好吃懒做的毛病。崔琦几岁时，妈妈就叫他和几个姐姐一块，帮助家里干家务，稍大一点，农忙时他就下地帮父亲干农活，施肥、锄地、浇水;农闲时，他要么给家里的毛驴儿割草料，要么就到附近树林里捡柴禾。

　　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时时处处平等地善待所有乡邻。不管谁家有难处，她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崔家早年的邻居中，有几个老人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事情：村里的孩子们因为吃不饱饭，便有事没事地时常到崔家玩，目的是想看看崔琦母亲会不会找点儿东西给他们吃。王双贤知道孩子们的心思，只要邻居的孩子们一来，她就把家里有的能吃东西拿出来分给大家吃;有时甚至连自家的饭也盛给大家吃。

　　正是母亲这种善意仁慈对童年崔琦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使他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优秀品质。今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崔琦为人随和，对学生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而生活上却十分关爱，是有口皆碑的。

　　那时，母亲还常常告诉他：谦虚是人的美德之一。一个人不管到何时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谦虚待人。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别人的敬重。母亲当年的言传身教，至今还被崔琦视为行世风范。

　　崔家的家规民主而严格，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先4个孩子都可以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是，在父母综合大家意见作出决定之后，孩子们就必须照父母的决定去做，再有顶嘴或懈怠的行为，就会挨竹板了。可据当地了解崔家的老人介绍：他们并没听说过崔家哪个孩子挨打，因为孩子们总是自觉按父母的要求去做，从没发生过有悖情理的事。

　　崔琦至今还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起“家庭冤案”：有一次，邻居一位老太太听别人误传，说崔琦和庄上几个孩子偷她家地里的瓜。老太太便对王双贤告了崔琦一状，王双贤非常生气。等崔琦放学回家后，母亲问他：“驴娃儿(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东西啦?”崔琦没敢搭腔。母亲说：“去吧，到门楼墙角里跪着!”崔琦便放下书包，自己乖乖地跪在那儿，一声不吭。跪了一会儿之后，那位告状的老太太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劝王双贤饶过儿子这一次。过了好长时间，王双贤才生气地叫起儿子。崔琦低着头来到母亲跟前，母亲问他以后还偷不偷人家的东西了，崔琦说：“娘，俺以后不和他们一路上学了。”最后王双贤才知道，那次，崔琦根本没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们碰到一起罢了。母亲问崔琦当时为什么不说明情况，崔琦说诚恳地答道：“当时娘正在气头上，说了也没有用;再说，当时我毕竟跟偷瓜的孩子们在一起，即使没偷也说不清楚 ，就想干脆认了算了。况且娘这样要求我也不是环事，偷人家的东西到哪儿说都丑，我不想让娘为我担心。”

　　离崔琦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塘。每到盛夏时节，那里是庄上人的天然浴池。大人孩子总爱到这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别的孩子总是边洗边打闹，不是从水底抓把淤泥涂得别人满头满脸，就是把别人按在水里。可崔琦从来不参与这类无聊的游戏，他总是躲得远远的，一个人斯斯文文地洗完就回家。因为每次出来时母亲总叮嘱他不要做与人为难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别人打闹，以免伤了和气。

　　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少年崔琦深得庄上人喜欢。他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十三四岁时，就能写会算。当时村里搞“土改”，抽他去负责计算田亩，无论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难不住他。就这样成了当时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小会计”。刚解放那会儿，村里排小戏《血泪仇》，可戏中有个角儿找不到人演，崔琦就主动帮忙，他不仅台词背得熟，还进行了恰如其分地化妆。虽然他是首次登台表演，但是演出效果特别好。当人们纷纷夸崔琦聪明、能干时，崔琦却十分谦虚地笑着说：“我还差得远，希望乡亲们不要这样夸我。”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话，“母爱是最明媚的阳光，它可以永远照亮你的人生征程!”不是吗?崔琦教授也颇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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